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，而非逻辑。

这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至理名言。这句话放在普通法的背景下，更显得真理灼灼。因为遵循先例原则，实在是经验的累积，而非法律条文的逻辑推演。法官判案往往是对两种价值进行权衡，诉诸逻辑难以估量孰轻孰重。唯有经验，可以穿透社会历史的进化，发见正义，以及使人们感到正义的经典原则。既然逻辑并非法律王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，则学习法律的收获应在于感悟，而不是知识，或不仅仅是知识。这一年的普通法，我们可以悟到些什么？

首先，普通法是一套法律体系。这虽是老生常谈，但仍有强调之必要。与成文法对映，普通法是判例法的别称。根据现实主义的说法，普通法不是立法机关的产物，而是法官造法。普通法几百年来的发展演进，证明此言不虚。但更有理想主义宣称，普通法是自然法，就像天体运转、四季更换一般，是亘古有之的客观规律，法官不过是发现它而已。又如素描，第一笔下去，旁人无法确知画家的意图，只有等到整幅完成，众人才恍然大悟。普通法就是上帝借着法官之手，在不断地完成一幅杂茂丛生，而又逻辑自洽的鸿篇巨作。它以偶然开始，以逻辑推进，以经验结束，大部分时候路径清晰，少时却又旁逸斜出。逻辑清晰、辩才无碍，并不能保证律师胜诉。唯有仔细研磨已经成图的卷副，天才般预见上帝的下一笔在哪里着墨，才能在这套法律体系里游刃有余。

其次，普通法是一种哲学观念。它以不可知论为滥觞，奉经验主义为圭臬。这是一种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的哲学。它假设历史不可确知，案件事实绝非客观的事实，而是争论双方论证的事实。表面上看，真相有可能被各为其主的律师所掩盖。但客观上，双方的辩论和争诘又可让真相更快更清晰地浮出水面。因为不可知论，普通法非常小心谨慎。凡遇到新的问题，总是按照以前的办法处理。有时候经验也许会出错，但至少不会错得太离谱。照方抓药总比没方抓药要好。普通法的哲学基础决定了它的发展脉络。

再次，普通法是一种思维方式。如果说成文法的思路是推理和演绎，普通法的思路则是归纳和总结。在成文法里，原则明确，规则清晰。法官只需拿起法律的剪刀，裁剪装载事实的布匹。最后裁成的样子，就是判决的结果。而普通法的原则并不固定，规则也是开放式的规则。法官要把事实和此前的判例比照。不同的先例有不同的原则，比照甲案可能援引原则A，比照乙案可能援引原则B。更不排除，社会发展呼唤新的原则，导致以前的原则都不适用。因此，为达到正义之鹄的，法官必须综合考量案件的各个因素，审慎决定，具体案件应该适用何种原则。当然，成文法与普通法思维方式的分野并不绝对，两者都既需要归纳，也需要演绎。但不能否认，普通法以归纳为主。

第四，普通法是一种生活态度。首先是历史感。普通法是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。几百年前的案例，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。以前世代人们的智慧，仍然为现在的人们所尊重和沿用。阅读普通法的案例，就是在阅读历史。所不同的是，史学家关注影响人类文明的重要人物和事件，法学家在意定纷止争的历史智慧。生活中的历史感，就应如普通法一样，将昨天与今天对接，将前人智慧的精华应用到今天的生活。其次是过程感。普通法重视程序和过程。诉讼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，判决案例必须审视类似案件的发展过程。没有一个判决是无本之木，没有一个结论是空中楼阁。生活中的过程感，就是要找到这种拾阶而上的累积感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把每一步都走好。

第五，普通法是一种治国理念。英国在十八、十九世纪成为世界霸权，普通法功不可没。英王统一盎格鲁.撒克逊后，并未颁布全国性法律，而是派治安官到各地巡回判案。这些官员在当地收集解决争端的传统和习俗，并将之归纳整理，形成普通法的雏形。即便以后普通法的发展，也如涓流归海，遇山绕行，逢石让路，决没有想过毕其功于一役。这种温和的、经验性的做法，保存了英国的社会元气，加上工业革命推动，使英格兰成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。孔夫子知道中国人爱走极端，春秋时期就提出中庸之道。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，每一朝代都是以对前朝的彻底否定开始，以被后朝的彻底否定终结。虽然文化得以传承，但社会财富的破坏，国家元气的中伤，非一代所能恢复。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，国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，逐步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。特别是邓小平的名言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和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”，与普通法重经验、重尝试的精神不谋而合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发展是第一要务，稳定是发展的前提。内地虽然是社会主义法系，但普通法作为一种治国理念，对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启发。

 

普通法虽然只是一种法律体系，却折射出英美国家的历史、制度和文化。我们不敢说已经站到普通法的殿堂里，但至少也站在了门槛上。面对它庞博的体系和精深的文化，我们有幸能管窥一二。老子说，“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”。外国的也好，古代的也好，真理只有一个。学习普通法，不应只是学习判案先例。更重要的是，不断探索并无限接近那个唯一的真理。有些东西表面上看，适用于外国的并不适用于中国。那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那个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。就像普通法，现在生硬地移植到内地，一定会无疾而终。但是普通法小心谨慎、循序渐进、建设而非破坏的精神内核是完全可为我们所用。特别是，有时候不用就会出问题，必须用，不得不用，用而不自知。何况我们现在已知，就更该自愿自觉地去应用。